《两晋南北朝史白话版》·第二章 晋初情势

西晋初年的边塞战争与戎狄之扰

第三节 封建之制

说到晋朝初年的乱象，人们多以为封王建制是其最大的乱原，实则并非如此。晋朝初年的封建制度，实行起来未必一定会造成国家的动乱；事实上，该制度也并未真正推行。造成国家动乱的原因，是朝廷过于重用宗室诸王，当时州郡权力已非常集中，诸王出任地方要员便是独揽大权。

对于西晋宗室诸王掌握地方大权，有些人认为这是出于统治者想要保住皇位的私心，此种思考也仅是事物的一面而已。当时还有一派评论家认为，说郡县制更容易发生反叛动乱，反而是封建之制才可以确保国家的长治久安。因而，要全面了解这个问题的根源所在，需要先考察其制度，再分析评论者的议论，才能对封建制与郡县制的优缺点一目了然。

《晋书·地理志》记载：晋文帝司马昭为晋王时，命令裴秀等人设计建立五等爵位制，安平郡公司马孚（即后来的安平献王，见第二节），封领地食邑一万户，制度与魏国诸王相同。其余的：县公食邑一千八百户，封地七十五里。大国侯爵，食邑一千六百户，封地七十里。次国侯爵，食邑一千四百户，封地六十五里。大国伯爵，食邑一千二百户，封地六十里。次国伯爵，食邑一千户，封地五十五里。大国子爵，食邑八百户，封地五十里。次国子爵，食邑六百户，封地四十五里。

武帝泰始元年（265），分封各诸侯王。以郡作为封国，封邑地区大于两万户的为大国。设置上、中、下三军，每军兵力五千人。封邑地区为一万户的为次国。设置上、下两军，每军兵力三千人。食邑五千户为小国。设置一军，兵力一千五百人。分封的诸王不需要去封地，可留在京城任职。同时，晋武帝废除了公侯伯子男五等爵位制，改为以公、侯两级为主。其中，食邑一万户以上为大国，食邑五千户以上为次国，食邑不满五千户的为小国。

《职官志》记载：咸宁三年（277），卫将军杨珧，与中书监荀勖，认为齐王司马攸在朝中声势很大，担心晋惠帝登基后恐成权臣之势，便拿出已故司空裴秀所制定五等爵位制，共同向武帝陈述他们的想法。他们认为“周朝时封侯是为了护卫周王室。如今东吴还没有平定，各地郡守权力极大，而诸王按道理都是各郡国军队的都督统帅，却不去各自的封地实施管理与统治，这并不是应对随时可能发生重大事件的好情形。同时，带兵的将领驻扎在边疆，也需要皇亲国戚来加以制衡，诸王都不去各自的封地而留在京城，实在不是稳固国家的好事啊。”对此问题，武帝一开始并未认识到，于是下诏命令审议五等爵制度。

相关部门后来给出建议，提议移徙诸王公，更改他们的封地及食邑。并统一由中尉统帅军队。其中平原（今山东平原县）、汝南（今河南汝南县）、琅琊（今山东临沂县）、扶风（见第二节）、齐（今山东临淄县）为大国，梁（今河南商邱县）、赵（今河北赵县）、乐安（今山东桓台县）、燕（今北平市西南）、安平（今河北冀县今河北冀县）、义阳（今河南新野县）为次国，其余为小国。封国节制管理其所临近的各县，人口补足为一万户的规模。再设置郡公，待遇参照小国国王，同样由中尉掌管军队。设立郡候，若食邑不到五千户，那么只设一支军队，也由中尉统领。

安平献王的孙子南宫王司马承，安平献王曾孙随王司马迈，都在泰始年间被封为县王，食邑一千户，到咸宁年间也接受改制，县王食邑增至三千户，待遇如郡候，也设置一军。从那时开始不是皇子就不得封王。受封诸王的旁系庶子，也可以以所封领土大小封爵。对于大国与次国，始封王的庶子可以封公，继承王位的第二代诸侯王的庶子封候，第三代继承王位的诸侯王的庶子封伯。

对于小国，食邑五千户以上的，始封王的庶子封子爵，不满五千户的，无论是始封王还是始封公、候的庶子都封男爵。不达到这些条件的都不能封。其中公爵的待遇参照五千户国的标准，候爵的待遇参照五千户封国的标准。公、候都可以设置一支千人的部队，由中尉来统领。伯、子、男等爵位各有相应的待遇，但不能设置军队。

军队设置的继承上，大国始封王的孙子要撤销下军，大国始封王的曾孙要撤销上军，次国始封王子孙要撤销下军，其他情况通常只保留一军。军队人数上，大国设中军二千人，上军、下军各一千五百人，次国上军二千人，下军一千人。尚未到达封地就藩的诸侯，大国可留驻守士兵一百人，次国八十人，小国六十。郡候、县公按照小国的标准。

制度实行后，所有增加或迁徙的诸侯都按新规进行，朝廷下令各诸侯前往其封地就藩，但各诸侯都眷恋京城的繁华，离京时个个都泣涕而去。

《荀勖传》说：当时朝廷正在议论遣送分封的诸侯王前往其封国之事，武帝问荀勖怎么看。荀勖回答说：“诸侯王都有朝廷任命的都督职位（郡县制任命），派遣他们去封国就藩，会荒废各地的军政事务，并且还要就着封国的区域来分割原先的郡县，这会造成百姓的思乡之情，必会导致人民怨声载道。每个封国都要设置军队，这样就会分配原先的军队到每个封国，会造成边疆地区的失守。”

武帝让荀勖再重新思考一下。荀勖又说：“如陛下所诏，效仿古代地方长官制度选拔官员，让军政事务由各地都督负责，的确符合圣意。但若要重新分割各诸侯封国，调整亲疏关系，恐怕会引起动荡，依臣的意见还是维持原状比较好。如果确实需要调整封地，也不要进行大的调整，应当适当加以处理。现行的五等爵制度已有些过时，只是个徒有外表的虚名，实际上，与旧有的郡、县、乡、亭制度区别不大。若强行改革会剥夺既有利益者的权益，招致怨恨的产生。今时今日应当处理更为重要的事务，五等爵制度的改革可放到之后再来进行。”武帝赞同荀勖的建议，基本采纳了他的意见，可见当时官员们所上奏的方案实际并非荀勖的本意；而当时齐王司马攸也并未就藩其封国；因而《通鉴考异》认为《职官志》所记载的内容并不准确，因而未予以采纳；根据《勖传》的记载，这项制度最初也没有完全实施，至于更早的文王司马昭时期的制度，就更不必讨论了。

泰始、咸宁时期的制度，就算是大国，其领土也就与一郡差不多，这能造成多大的暴乱？由此可见，八王之乱的根源是地方各诸侯王权力过大，而非封建制度本身。晋朝初期论述分封制优势的言论中，当以陆机、刘颂、段灼三人的见解最为切中要害。通观这些言论即可发现，当时实际推行的政策，其实并未真正实现这些政论家所主张的理想状态。

陆机著的《五等论》，认为施行封建的话，则“各分封的诸侯王专心于其郡国的政务治理；整个天下百姓都能效忠固定的君主；君主能由此养成仁政爱民之心；百姓的礼法诚信也因此得到巩固；太平盛世下，敦厚和睦之风得以成形，王道衰微时，则可以防止暴乱丛生。即便是雄伟强横的诸侯国，也不能随便擅权弄事；至于野心勃勃的各处枭雄，也就被断绝了称王称霸的雄心。”而不是像东汉，“权臣专权于朝廷时，群臣都倒向其攀附他；一个纵横家仅仅只是离间挑拨，城池便就被攻破。周朝衰落时，虽然王室再难振兴，但其灾祸仅限于京畿地区，不涉及整个天下，各诸侯国仍旧能保持安定度过危机。两汉的志士，虽然偶尔能聚合其能量，然而上无明主，下则市侩之徒，军队缺乏严明的纪律，君臣之间互不信任，尽管义军如云般聚集，却终落得一个被劫掠杀戮的命运。商汤、周公，把礼教与性情结合得相得益彰，也能适时地调整制度，但终究没有废除五等爵位制，因为他们了解，与其灭国，不如接受国家的屈辱；与其政权快速陨灭，不如接受逐渐地衰落。另一方面，分封制的诸侯则是为自己及其子孙谋利益，而郡县制的官员只是为政绩而奔忙。官员们为此通常急功近利，而安抚百姓本就一细水长流之事，所以他们会以损害百姓利益来谋取私利，抑或弄虚作假来博取名声。分封下的诸侯则不会如此行事的啊。”

刘颂上疏说：“善于治理国家者，要依赖于制度而非依赖于人。依赖于制度者就是封建分封制，依赖于个人者就是郡县制。国家有可以信任的臣子则治，有权倾一时的权臣则乱。国家建立之初，根本还未巩固缺乏强有力的辅佐之时，信任的臣子往往会变成权臣。如果建国时基础雄厚，藩王屏障强大，那么所谓的那些权臣，往往又变为可以信任的大臣。第一节已引用，可参看。封建之制的根本道理，在于使诸侯以其领地为乐，其臣子以朝政为荣，福泽绵延，传之无穷；君臣同心，爱国如家，视民如子；这样才能保有天命，辅佐王室。今天分封的诸侯王，虽然与古时候所分封的诸侯类似，但诸侯王并不珍惜自己的爵位，其下的臣子也以封地的职位为耻，所有人都不能安心履职。这究竟是何原因？那是因为现行的分封制实际还是郡县制那一套，并没有真正建成封建诸侯国的体制。今天的封建制度建设，应当完全遵循古代的典章制度，并完全按古制来施行。不过需要注意人心都有其惯性，要初见成效至少要用个十年，才能让诸侯王与他们的臣子适应所在的位置，以其所受的封赏为荣，上下级相互制衡，真正成为拱卫京师的藩辅屏障。如今的所作所为，只是在白白消耗宝贵的国库，浪费大量的钱粮物质，却又对巩固国家的统治，保卫朝廷的安全毫无帮助。古代的诸侯封建之制一旦确定，各诸侯王就有了其确定的封国，但所封之诸侯王的后世子孙，最终却有可能完全失去他们的封地，这放到今天是切不可行的。当今按照亲疏关系来分封，会造成一些旧诸侯被废除，一些诸侯被新立，这实质上就是郡县官员的任免，而非真正的封建诸侯制度。现在应该预先划定封地范围，规定在十代人之内，让血缘亲近的宗室能够获得靠近京城的封地。但这样安排的话，必然要经常调整封地位置，诸侯又怎么可能建立稳固的统治根基呢？这和郡县制的官员任免调动又有什么区别？等到十代人之后，京城附近的土地都分封完了，就只能按照亲疏关系在远方分封，不能再像前十代那样就近分封了。即便如此，要完全按照亲疏关系分封到位，等到天下封地都分封完毕，恐怕已经过去成百上千年了。如今刚开始分封诸侯，就出现亲疏关系倒置的情况，这很不妥当。应当重新丈量全国土地面积，全面调整分封制度，将土地分封给同姓王族，使亲疏远近各得其所，这样才能长治久安。古代分封诸侯国，大的不过方圆百里，但人口众多，国力充沛，完全能够维持应有的制度规模。如今即便是一个诸侯国，辖区近千里，但人口薄弱，难以维持应有的国家体制。时代不同了，应当根据实际情况调整制度，使之适应当前形势。今天的诸侯封建制度应当减少礼仪排场，而加强军事力量。当然，古典诸侯封建制所应该有的各项制度，都需要重新建立起来。只是那些并不是当下急需的制度，则可以从长计议慢慢地建立，而不是一下全部设置好。至于诸侯国内的政务，除了像内史、国相由中央朝廷任命之外，其他的权力，像司法审判、财政税收、行政奖惩等，都可由诸侯王来自行裁决。今天的诸侯国，其封地只相当于一个郡的规模，若此而施用古代的封建制度，就会因其之繁琐而损耗郡国的实际治理能力，至于像封赏刑罚等这些维护国家统治的权柄，若不赋予足够的分量，就无法震慑众人、拱卫中央。周朝的封建之制，对于诸侯国整体利益的重视要大于诸侯本身，因而一个诸侯假如无道无德，就会被诛杀或遭到流放，但诸侯国却不会因此而泯灭。各诸侯因此而居安思危，国家治理就能步入正轨。周天子属国不会灭亡，就保证了周天子的统治，政局也因此而安稳。汉朝分封诸侯国时，诸侯与封国的轻重关系已无此种差别。就此造成了诸侯王行为失度，犯罪被杀时，所分封的封国也随之湮灭；朝廷在杀了犯事的诸侯王后，却又并不恢复该封国的秩序；没有下属封国的藩属护卫，天子高高在上，势必造成孤立无援，一旦朝廷被奸臣所掌控，那么社稷必然被颠覆。今天就应当反思汉代的弊端，重新恢复周代的分封制度，即使诸侯国君昏庸失道，遭到诛杀或废黜，又无直系子孙可以继承，只要还有始封者的旁支后裔，无论亲疏远近，都必须继承封国的宗庙社稷。倘若该诸侯一脉彻底断绝，也要保留封国虚位，等到皇子出生后，再继承该诸侯国的封爵。班固认为汉代诸侯之所以丧失封国，在于朝廷法网过密管控严格之故，因而如今应该放宽对于诸侯的约束。将分封之制的总体原则先确定下来，再颁布给各诸侯国，用朱笔书写并镌刻在玉板上，一份藏于皇家金匮，放置于宗庙，另一份副本则给予各诸侯国。这样一来，即便是小国也能获得安全，更何况是拥有万乘之尊的天子，有着难以倾覆的藩国所护卫，再加以天子的权威，国家国祚就会像泰山一样稳固啊。”

段灼曾与武帝探讨时事，他说：“各诸侯王只要年过十五，就应该把他们派遣到各自的封国。朝廷为他们挑选文武双全的中郎、太傅、国相来辅佐他们，治理封国。在其领地内整顿军队、修治武备、施恩德、立威信，逐步扩展城池、开拓疆土，像春秋时期的晋国、鲁国、卫国那样强盛。”后来段灼向武帝请长假返乡，临走前，他又再次向武帝上表论述，说：“今天异姓功臣均无独立割据的封地，同姓诸侯的封地连接成片，即使诸侯王后世子孙相互兼并，那也像楚王在云梦圃失弓，楚人在云梦圃得弓一样啊。当前诸侯王分封有二十多人，而公、侯、伯、子、男共五百多国。若说这些国都太小吗？那汉高祖起事时连寸土都没有，更何况现在这些拥有国土的诸侯？天下发生动荡，无不是因为战乱之故，而没有缘由地增兵扩权，就是在给动荡埋下祸根，所以臣坚持说五等爵制弊端深重。就像臣在上次上表所论述的，诸侯王封国应当扩大疆域，增强兵力，全部派遣去镇守藩地，使各诸侯领地相互衔接，如此，陛下就可高枕无忧了。诸侯、伯、子、男爵位名号，应该予以改革，使封爵制度与俸禄礼制按照天下诸侯的体例统一规范。”

虞溥被任命为尚书都令史时，卫瓘非常器重他。虞溥对卫瓘说：“应当恢复周朝的五等爵位之制，以确保国家长治久安，不能施行秦朝那样的郡县制，重蹈汉、魏两代的覆辙。”

大抵当时之人，目睹了秦、汉两朝平民崛起，权臣专政，动辄祸乱天下，由此认为该重拾封建之制才能挽救这种危机，却没有认识到若诸侯实力不强，就不可能帮助到中央，一旦诸侯实力强了，就又会如秦始皇所言，自己给自己树立敌人。然而，自汉代已来，只见到有反叛的诸侯却没见过反叛的郡县也。

柳宗元在其《封建论》中说，晋朝初建时中央力量强大，单独一郡的势力不足以造成反叛。晋初的各诸侯封国，其大小也不过一郡，假若真遇到了危机，就凭这些小国的实力怎能辅佐中央？建立在实力薄弱的诸侯国上的中央政权，即使诸侯国数量再多，遇到危险时又能有什么安全呢？这正是陆机、刘颂见解的局限所在。段灼是知道这种情况的，所以他建议皇帝废除公、候以下爵位的封国，而扩大诸侯王的封国。西晋初年，封建之制迟迟未能确定；即便确定了也不执行；而各诸侯王相继出任各地都督的现象却持续不断，这表明当时有人已意识到问题所在。因此，陆机、刘颂的主张，西晋并未真正实行；而段灼的建议，虽然未被正是采纳，却在实质上得到执行，也正是对于各诸侯王实权的扩大，造成了后来的八王之乱，这又暴露了段灼见解的局限性。世界不断向前发展，而人之见解却一直固守于旧，那些试图防范未来灾祸的政策，无论怎样思考制定都始终脱不开前代制度的窠臼，这实在是令人悲哀。不过，上述讨论只针对当时诸人主张的评析，至于西晋的乱亡，则其根源并不全在于封建之制本身。